清代黑龙江水灾及应对治理

白星昱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摘要：清代黑龙江水灾时空分布特征鲜明，整体由前期低发转向晚期高发，夏秋为灾害频发时段，灾害发作兼具连续性与跳跃性。水患重创当地农耕经济，造成粮产歉收、屋舍损毁、劳力耗损，并诱发流民、匪患等社会问题，严重威胁边疆秩序。清朝因地施策，建立起以蠲免、赈济、缓征、官贷为核心的荒政体系，多措并举纾解民困、恢复生产。这套救灾机制有效化解灾荒危机，稳定了边疆社会格局，对于完善东北边疆治理、缓解灾荒衍生的各类矛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水灾；黑龙江；治理

一、水灾概况与特征

关于清代黑龙江地区的水灾数据统计，《清史稿》等官方史书少有涉及，而是多集中分布于地方县志等相关古籍中。由于灾害次数的统计因标准与方式不同，故导致得出的具体次数与其他数据相比亦有所区别。

（一）灾情概括

清代凡268年，黑龙江地区前后发生255次水灾。若具体到每位皇帝时，除顺治时期未有记录外，其余分布为康熙时期7次、雍正时期1次、乾隆时期32次、嘉庆时期24次、道光时期35次、咸丰时期3次、同治时期18次、光绪时期80次、宣统时期55次。不难看出，水灾在光绪时期最多，雍正时期最少，且在位期间水灾次数达到两位数以上的皇帝居多。如按平均周期来看，平均每年约有0.95水灾，几近于1年1次灾害，足见黑龙江地区水灾的严重性。

依据灾害的情况，水灾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其一为顺治元年（1644）至乾隆六十年（1795），历时152年，水灾计40起，年均受灾约0.26次，是水灾低频发生时段；其二自嘉庆元年（1796）迄道光三十年（1850），跨度55年，水灾59次，年均约1.07次，进入水灾频发阶段；其三是咸丰元年（1851）至同治十三年（1874），时长24年，共21场水灾，年均0.88次，水灾频次回落、处于少发状态；其四为光绪元年（1875）至宣统三年（1911），历时37年，水灾多达135次，年均3.64次，为清代水灾爆发的高峰时期。可见，清代黑龙江地区水灾在总体上分布不均衡。水灾年际分布以频次为基础分为4个不同阶段：即低发期、少发期、多发期、高发期。另一方面，水灾以平均周期为分界线，高于或低于平均周期的阶段各占一半，并在总体上表现出波动上涨的趋势。

（二）水灾特点

第一，水灾年中每年仅1次水灾的年份占比相对较少，2次及2次以上水灾的年份占比居多。据统计，黑龙江地区涉及水灾年份为92年，以宣统三年（1911年）水灾最多，一年内水灾次数达到24次。水灾年中，35个年份水灾频次为1次，占灾年比重的38%；23个年份水灾频次为2次，所占比重为25%、34个年份水灾频次则为2次以上，占比37%，合并后占比共62%。

第二，从时间维度来看，相关记载兼具连续频发与间断突现的双重特征。连续性体现为1745—1751、1801—1806、1883—1889等时段连年接连发生；同时部分年份呈现突发性跳跃分布，如1758、1765、1769年单点出现。跳跃年份的发生间隔长短不一，最短仅相隔1年，多数间隔在2年及以上，个别年份间隔跨度长达21年。

第三，水灾在季节分布上表现为秋季最多、冬季最少且冬春少、夏秋多。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黑龙江地区水灾次数统计受限于文献记载短略、档案留存不知等问题，致使前期方面的水灾相关史料较为匮乏，直到中晚期时方有较多记录，故导致时间不详的水灾次数很多，计140次。除此之外，我国古代惯以农历月令界定四季：正、二、三月属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作秋季，十、十一、十二月归冬季。依托该划分标准统计，相关事件春季发生5起、夏季37起、秋季70起、冬季3起；其中冬春合计8起，夏秋共计107起。

第四，水灾历史分布上处于前期最少、晚期最多且集中于中晚期的特点。从历史分期上看，清代历史分期大致可分为前中晚三个阶段，即顺治至乾隆时期视为前期，嘉庆至道光时期为中期，咸丰至宣统时期为晚期。据此统计，三个阶段水灾分别为前期40次、中期59次、晚期156次。特别是中晚期的水灾次数为215次，占水灾总数的比例高达84%，可见中晚期阶段水灾的严重性。

二、引发的社会危机

在清代黑龙江灾害中，水灾占据首要地位。该地区江河密布、汛期雨量集中，因频次高、波及范围广、破坏力强的特点远超其他灾害。其直接重创核心农耕产业，以粮食歉收、庐舍倾倒、破坏劳动力资源为重要表现形式，是影响当地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灾害之一。

（一）粮食歉收

“我国是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水旱灾害，尤其是重大水旱灾害一经发生，必然使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大量减少。”^[1]清代黑龙江地区一直被视为东北重要产粮区，在农耕经济中的地位突出。然而黑龙江境内经常江河泛滥，洪水漫浸大片耕地，冲毁成熟作物与青苗，良田难以耕种，进而引发粮食大面积减产乃至歉收，对粮食生产而言造成极大破坏。嘉庆十年（1811），境内三姓地区，“三姓地方雨水连绵，田禾受损，收成仅四分。”^[2]40嘉庆八年（1803），礼部尚书那彦成等奏报齐齐哈尔水灾：“查，齐齐哈尔于上年（1803年）六月被水成灾……收成仅止二分有余……”^[3]再如光绪三年（1877）七月，呼兰地区的水灾导致“境内大小河处槽，沿江地全淹，受灾近万亩，减产六成。”^[2]42受水灾影响，粮食在秋收季节大幅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直接打破本地粮食供需平衡，严重地动摇地方民生根基，阻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房舍倾倒

“庐舍是人类必备的生存空间，水灾对庐舍的破坏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最严重，它使人们失去起码得遮蔽之处，备受冻馁之苦。”^[4]82由于古代社会居民所住房舍多为土木简易结构，抵御洪水能力极差，故每次水灾或多或少地都会造成房舍被毁的结果。乾隆三十年（1765），“三姓、打牲乌拉、额木赫索罗旗丁房屋被水冲塌一百六十四间。”^[2]39咸丰六年（1856），“六、七月霪雨，拉林河、牤牛河、第二松花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淹没田庐无数。”^[2]42可见，水流冲击直接冲垮屋舍。大量百姓居所损毁无家可归，村落民居成片损毁，不仅造成民众财产巨大损失，也让灾民流离失所，加剧灾后民众困境，甚至于灾民面临死亡威胁。

（三）破坏劳动力资源

人力与畜力是农业生产的核心依托，受限于古代社会农耕技术的落后，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皆依赖于人力畜力资源，而劳动力资源更是稳固地方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但水灾的频发令百姓家园被毁、粮食歉收，灾民衣食无着，面临劳动力资源锐减的局面。光绪三年（1877），“三姓地方秋河涨水，牛马牲畜竟有冻毙者，灾情甚重。”^[2]43宣统二年（1910），“松花江水暴涨……灾民十五万余口，淹毙三百余人。”^[2]47在水灾过后，人力外流、人口减损叠加畜力缺失，严重耽误当下农事开展，并极大延缓灾后农耕重建进程，长期制约区域农业发展。

（四）社会问题频发

频发的水灾除重创农业经济外，还滋生诸多严重社会问题。以流民剧增、匪患频发、闹灾等现象表现地较为典型。“这些行为的出现使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社会正常运行严重失控、离轨，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发生严重冲突。”[4]106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大小木兰达天降淫雨，江河水涨，泛滥成灾……携眷搬移者不计其数。”^[2]44光绪二十七年（1901），“呼兰厅之所属大小木兰达自春且秋迭遭水灾，匪乱蹂躏不堪，民户逃亡殆尽。”^[5]水灾频发严重冲击黑龙江社会稳定与治安，民生困苦之下，地方治安隐患加剧，民众情绪动荡不安。另一方面，灾情加重官府赈济压力，基层治理负担加重，极大威胁地方整体安定。又因黑龙江处于边疆地区，灾情不但严重削弱清代黑龙江边疆治理根基，而且削弱边疆防御力量，继而进一步加剧边防与地域治理的潜在隐患。

三、救济措施

在长期救灾过程中，清朝逐步形成一套完备的救荒制度。主要包含蠲免、赈济、缓征、借贷等，各类措施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从赋税、物资、钱粮周转等不同维度救助受灾民众。

（一）蠲免

传统社会中，民众需向国家承担田赋、丁税、役税等各类赋役负担，构成国家财政的基础，亦是百姓固定的生计支出。一旦区域爆发重大灾害，农业生产停滞，若依旧强制征收赋税，极易加剧民生危机。因此，历代官府遇灾多酌情减免或暂缓赋税。

蠲免为免交钱粮与租赋。一种为免交当年钱粮。“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松花江大水。龙江，宁古塔，拉林，三姓水灾……供给灾民粮；豁免官粮。”^[2]38“清咸丰元年(1851年)牡丹江，呼兰河，汤旺河大水。有人家房前摆过船，窗口拴过船，免去三姓等地方因灾缓征的银米。牡丹江(今牡丹江市江段)水位最高达二百三十一点四九米，流量七千八百二十立方米每秒。黑龙江城，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水灾，并被免征因灾所借未完纳的粮银。”^[2]42另一种为免交当年租赋。“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黑龙江城，墨尔根，齐齐哈尔，布特哈旗水涝。秋季江河泛滥成灾。免交田租。”^[2]42“清光绪十二年(1886)齐齐哈尔，墨尔根入秋后，河水猛涨，穗多秀而不实，收成三分。珠河(今尚志市)河水泛滥，成水灾。境内额租，大小租全豁免。”^[2]44

连年受灾易造成赋税积欠，新旧负担叠加致使百姓流亡，对劳动力稀缺的黑龙江影响深重，清朝政府因此常会蠲免灾区历年钱粮欠项。如“嘉庆十九年，免三姓水灾旧欠仓粮。”^[6]8816从制度层面而言，可见蠲免措施并非孤立的救灾政策，而是与赈济、缓征、借贷等举措深度配合，构建起多层次的救灾体系，这也是清代荒政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二）赈济

赈济是古代官方救灾与社保制度的核心，由官府直接拨付钱粮救助灾民。灾后地方先行勘灾，核查受灾户口，按灾情拨发粮银，维系灾民生存、稳固地方治安。清初顺治、康熙尚无统一赈济章程，赈恤标准随灾情灵活调整。乾隆四年（1739年）订立定制：内地灾民成人日给米五合，孩童减半；盛京辖区抚恤标准更高，成人每月支米二斗，孩童减半计发，自此清代赈济施行有规可依。

“有时发给米谷，有时散给银钱，有时银米兼施。”^[7]关于发放银钱赈济的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索伦山水灾害，冲没人口，土地等……赈济银一万余两。”^[2]38“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墨尔根，齐齐哈尔，布特哈，呼兰，黑龙江城水灾。三姓，宁古塔涝灾，特木得贺依等城被水，田地积欠粮银，赈兵丁口粮。”^[2]42“清宣统二年(1910)六月下旬，黑龙江省自人夏以来阴雨过多，经旬累月。江河暴涨，淹没大片农田，房舍，造成大灾，为百年所未有……七月十八日，度支部来电汇交黑龙江省水灾赈银二万两。”^[2]46

关于发放粮食赈济的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 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水涝灾。八月乙巳，沿河官庄十八处水。赈恤粮谷三万余石。”^[2]38“清同治元年(1862年)三姓水灾。牡丹江发生特大洪水。宁古塔遭受水灾，一月八日，清政府减免暂缓地方本年额赋应交仓谷，并赈济灾民口粮。”^[2]42“清光绪三年(1877年)齐齐哈尔，黑龙江城秋涝……呼兰秋大水，受灾人口四万四千零九十五人，收成约四分，赈灾粮三万三千二百六十石。”^[2]43

（三）缓征

缓征是清代重要的灾荒救济制度，指受灾州县暂缓征收当年应征钱粮，通过延后缴税期限减轻灾民负担，缓解赋税与灾荒叠加带来的生存压力，为民众复产留足缓冲，是清代民生保障体系的关键一环。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齐齐哈尔，黑龙江城，墨尔根等处雨水过甚，湿洼之地不能耕种，已种庄稼被水淹没，连年歉收，借粮缓交。”^[2]39“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姓，宁古塔等地方水灾。伯都讷新城局十屯七月阴雨等，收成二分，其余一百余屯秋多雨等，收成三分。缓征欠收银两。^[2]41“清咸丰六年(1856)六，七月浮雨，拉林河，牤牛河，第二松花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淹没田庐无数。三姓，伯都讷，阿勒楚喀等处均分别缓征旗民谷仓丁银。”^[2]42

清代缓征制度并非单一施行的救灾举措，多与赈济、官贷等救济手段协同实施，比如赈济、借贷等措施。清道光十六年(1836)一月一日(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宁古塔、三姓遭受水灾，清政府暂缓减免歉收新旧银谷，并给兵丁口粮。”^[2]41“清道光二十年(1840)黑龙江城，墨尔根，齐齐哈尔，打牲乌拉水灾，贷口粮及修房费，暂缓旧欠银两。宁古塔，三姓秋多雨。”^[2]41

（四）借贷

官贷是以低息或无息借贷接济灾民，区别于无偿赈济，既可补给生产生活物资、助推灾后复产，又能抑制高利贷盘剥，安定地方秩序。清代官贷主要分三类救助对象：受灾五分、生计拮据者，由官府预借口粮度日；已获蠲免赈济仍难谋生者，借贷用于修缮房舍、维系家用；青黄不接的贫民是帮扶重点，官贷补充口粮、籽种与耕畜，保障春耕生产，从源头推动地方经济恢复。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姓，打牲乌拉，额木赫索罗旗丁房屋被水冲塌一百六十四间，三姓，拉林官屯地被水冲一千四百一十六顷。齐齐哈尔，呼兰秋大水成涝，田禾被淹，借粮一万二千七百余石。”^[2]39“清乾隆十五年(1750)十二月十二日，宁古塔，伯都讷，三姓等处遭受水灾。灾后，清政府贷给兵民丁籽种口粮。^[2]38清道光九年(1829)墨尔根，齐齐哈尔，龙江生水旱灾，贷银。”^[2]41

综上，清代黑龙江水患呈阶段性加重趋势，中后期灾发频次大幅上升，持续破坏当地农牧生产与社会秩序，造成人口外流、民生衰败等治理隐患。黑龙江地处多民族聚居边疆，灾荒治理不单是民生救助，更是清廷稳固边地统治、维系族群安定的施政举措。清廷结合地域实情，综合施行蠲免、赈济、缓征、官贷等荒政，从减负、济困、助复产多方面帮扶各族民众与驻防兵丁。这套完备的救灾制度化解了灾害带来的生存危机，调和民族矛盾、稳定边疆生产生活。清代边疆荒政既体现救灾治理智慧，稳固边防，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根基，也为后世防灾与民族治理留存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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