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县薅草锣鼓社区嵌入式传承的实证研究

白海 明霞 王琳 和一迅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本研究聚焦在传统农耕社区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国家级非遗“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如何通过有效的社区嵌入实现活态传承？研究者以四川省宣汉县土家族村寨为田野点，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当前以赛歌会、进校园为代表的传承实践虽营造了“热闹”景象，但实质上暴露了社区传承本体的“空心化”危机，表现为传承动力外源依赖、实践场景舞台化、文化功能单一化。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活态传承的优化路径，从“活动导向”转向“主体培育”，激发社区内生动力；从“舞台展演”回归“生活深耕”，重建非遗的日常意义；从“文化标签”升维“生态构建”，形成传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薅草锣鼓；活态传承；社区嵌入；宣汉县

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曾是秦巴山区农耕协作的“精神引擎”，在集体劳作中指挥生产、鼓舞士气、传承知识。然而，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这一深植于社区土壤的非遗形式存续根基正在松动。宣汉县作为该遗产的核心存续区，近年来通过举办赛歌会、推动非遗进校园等举措积极保护，这些努力构成了我们观察的起点。但保护实践是否真正触及了活态传承的核心——即文化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延续与再生产？本研究基于在宣汉县的实地调研，旨在穿透“保护热闹”的表象，审视薅草锣鼓与当代社区生活的真实连接点与断裂处，从而探索其可持续传承的社区路径。

一、薅草锣鼓社区传承的多元图景与内在张力

宣汉县的保护工作，呈现出一幅由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非遗传承图景，在形式上颇为丰富，涵盖了从盛大节会到校园课堂的多个层面。然而，当我们深入这些实践的内部，倾听传承主体的声音，便能察觉繁荣表象之下，传统非遗与现代社区生活之间存在的微妙张力与适应性调适。

（一）从生产韵律到文化展演的语境转换

一年一度的薅草锣鼓赛歌会，是宣汉县最具标志性的非遗保护举措。自2011年首次举办以来，这项活动已持续十余年，成为区域性的文化盛事。赛歌会规模不断扩大，参赛队伍从最初的核心乡镇代表队，扩展到包括传承人代表队、青年学员班在内的多支队伍，参赛者年龄跨度从少年到七旬老人，直观体现了传承的代际努力。2025年第十五届赛歌会升级为川渝鄂陕非遗交流活动，吸引了13支队伍同台竞技，将这一地方文化推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赛歌会的价值毋庸置疑。它为分散的歌师提供了难得的集体展示与技艺切磋平台，老歌师们在后台重逢时，眼中闪烁着重燃的激情。这种集中性、舞台化的呈现，也最有效地向游客、学者、媒体宣示了该项非遗的存在与活力。然而，这种“盛会”模式也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语境转换：薅草锣鼓从其原生的、伴随漫长农耕周期而自然流淌的日常生活节奏中，被抽离出来，压缩为特定时间、特定舞台上的“文化节目”，其核心功能从“指挥劳动”转变为“供人观赏”。国家级传承人袁诗平在赛歌会上精湛的表演获得满堂彩，但这份荣耀与田间地头“见样唱样”、即兴指挥的实践智慧，已属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

（二）校园里的“文化播种”与形式剥离

“非遗进校园”是另一条被寄予厚望的传承渠道。在宣汉县南坝中学的“非遗进课堂”活动中，宣讲者通过案例讲解和纪录片播放，成功激发了青少年对家乡非遗的兴趣。更具深度的是跨区域的教研活动，如成都高新区西芯小学课题组曾专程赴宣汉，与本地传承人交流探讨将土家族劳动歌融入小学音乐美育的教学方法。这些努力无疑是在青少年心中播撒文化认同的种子。

但校园传承也存在其内在局限。教学活动大多侧重于锣鼓节奏、基本曲调等形式的模仿与传授，如同一次特殊的音乐课或课外活动。而薅草锣鼓的灵魂——即兴编创的智慧、与特定劳作环节紧密配合的实用性、以及在集体协作中凝聚社群的社会功能，很难在教室中被完整复刻和体验。学生习得的，更接近于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技艺”，而非其背后完整的农耕文明知识体系与社区关系网络。一位本地教育工作者曾指出，本土音乐对学生而言“更容易接受和吸收”，但若仅限于舞台化的展演片段，文化传承的深度将大打折扣。

（三）非遗作为社区治理的“新锣鼓词”

值得关注的是，宣汉县在探索非遗与现代社区功能的结合上，出现了富有启示的案例。在龙泉土家族乡，当地成立了“薅草锣鼓志愿服务宣讲队”，传承人袁诗平带领队伍将禁毒、防诈骗等政策宣传内容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薅草锣鼓唱词，深入田间地头进行表演宣讲，取得了“传承宣传两不误”的效果。袁诗平感慨道：“把禁毒、防诈骗等安全知识，编成薅草锣鼓唱词，唱给群众，让大家增强防范意识。”

这一实践可视为“功能嵌入”的积极探索。它巧妙地利用了薅草锣鼓在社区中原有的听觉权威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其注入了社会治理的新内容，使古老艺术成为政策“扬声器”。这提示我们，非遗在当代的生存，未必只能回溯旧日功能，也可以创造性地嫁接新功能。然而，这种模式的成功高度依赖于政府基层治理项目的推动，其可持续性与社区自发性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观察。

二、来自田野的深度对话与“空心化”危机

当我们把目光从精心组织的活动舞台移向传承人日常的生活世界，并与他们进行深度对话时，一幅更为复杂甚至严峻的图景便浮现出来。当前热闹的传承实践，在解决一些表层问题的同时，似乎尚未触及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甚至可能掩盖了非遗与社区生活本体连接日渐松动的“空心化”危机。

（一）动力困境：当传承成为“任务”与“表演”

在龙泉土家族乡，老歌师张远山的锣鼓在家中已蒙上薄尘，唯有接到乡镇文化站的演出或赛歌会任务时才会被取出。谈及现状，他直言：“现在敲锣打鼓，多半是为了比赛、为了给游客看。上面有活动、有补助，大家就聚起来练一练。包产到户过后，一家一户种地，哪还需要锣鼓催工？”这段话尖锐地指出了动力机制的核心问题：传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从社区内生的文化需求，转变为由外部行政资源和旅游经济驱动的“项目响应”。

这种外源驱动的模式具有不稳定性。歌师和村民的参与与劳务补贴、比赛荣誉、旅游分红直接挂钩，一旦外部支持减弱或政策焦点转移，热潮便可能迅速消退。袁诗平领导的志愿服务宣讲队虽是创新，但其诞生与运行也源于乡政府“争创禁毒示范”的专项工作部署。社区内部基于文化自觉、生活娱乐或社会凝聚而产生的自发传承动力显得薄弱。当非遗从“生活的需要”变成“完成的任务”或“获取报酬的表演”，其传承的根基便悬浮了。

（二）主体困境：代际断层的隐忧与“即兴”的消亡

传承主体的老龄化与后继乏人，是田野调查中听到的最普遍的叹息。赛歌会上虽有少年身影，但那多是在学校组织下的短期体验。真正的技艺传承需要经年累月的浸润。张远山回忆自己学艺的艰辛：“我跟着师父在田埂上跑了三年，才勉强敢接话。”而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都会唱流行歌，谁还学这个？”国家级传承人吴正菊将技艺传授给女儿廖传述的个案，是珍贵的血脉延续，但之于整个社区，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核心技艺的退化。多位歌师提到，现在表演的唱词多是老一套或为赛会准备的固定剧本。“即兴”能力作为薅草锣鼓的灵魂，正因缺乏日常应用场景而急剧退化。张远山解释道：“过去薅大一片草，歌师要眼观六路，谁偷懒了、哪里落后了，马上编词调侃或鼓励；看到山雀飞过、天气变化，也能随口唱进歌里。现在台上表演，词都是事先写好的，那个‘活’劲儿没了。”当非遗失去了应对真实生活情境的“即兴”创造力，即便形式得以保存，其内在的生命力也已严重流失。

（三）场景与功能困境：剥离之痛与嫁接之难

上述所有困境，最终汇向一个根本问题：非遗赖以生存的原始场景与社会功能已基本瓦解。薅草锣鼓诞生于集体协作的农耕生产，其节奏是指挥劳动的号令，其歌词是传播知识、调剂情绪的媒介，其存在本身就是社区凝聚力的体现。然而，“包产到户”后原子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彻底摧毁了这一核心场景，集体劳作场景不复存在，技艺自然无处施展。

当前的保护策略实质上是为非遗寻找和嫁接新的场景与功能：舞台展演对应文化旅游，校园教学对应美育传承，政策宣讲对应社区治理。这些嫁接有其积极意义，但大多是“植入式”的，而非从社区肌体中“生长出来”的。非遗与社区日常生活的连接，从一种全面的、有机的融合蜕变为若干孤立的、项目化的“接触点”。其结果是，非遗在社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变得单一而被动，从一个渗透于生产、生活、礼仪多方面的文化生态体系弱化为一个可供使用的“文化标签”或“特色工具”，其深厚的文化整合与社会治理潜能远未被激活。

三、迈向深耕社区的活态传承新生态

基于对现状与问题的深刻剖析，薅草锣鼓的活态传承要突破“空心化”困局，必须推动一场从“体外输血”到“体内造血”的深刻转变。其核心在于让非遗重新“长”在社区生活的土壤里，从培育主体、再造场景、构建生态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深耕。

（一）培育社区的“文化主理人”

当前传承活动中，社区成员的角色常被简化为政策任务的“执行者”或旅游展演的“演员”，其内生动力与主体性未被充分激活。未来的核心在于通过机制创新，将文化的“主理权”与“受益权”实质性地交还社区，让传承成为社区内部生长出的自觉需求。

一是成立社区非遗基金与合作社。可从旅游收入、文创销售或村级公益金中划拨部分设立小微基金，鼓励以传承人为核心联合村民成立非遗合作社。基金支持合作社自主策划小型的传承活动，如结合本村农事节令的“微赛歌会”，收益归合作社成员共享，变“要我传承”为“我要传承”。

二是实施“代际共创”计划。鼓励老歌师与返乡青年、乡村创客结对，不仅教授技艺，更关键的是共同从事创新实践。将本村“好人好事”、新制定的村规民约、特色农产品宣传等内容合作编创成新锣鼓词，在村务公开栏旁、在乡村晚会上演，让古老形式讲述当代故事。

三是建立内生性激励体系。将非遗传承的积极贡献纳入“星级文明户”“最美乡贤”等本土化荣誉评价体系，给予精神与社会资本层面的激励，而不仅仅是经济报酬。

（二）织就非遗的“日常生活之网”

薅草锣鼓的生命力源于它与特定生产生活场景水乳交融的“在地性”。当其主要场景被压缩至一年一度的赛歌会舞台时，便不可避免地与其文化母体产生了疏离。因此，必须致力于在当代社区中为其寻找和重建一系列常态化、生活化的“新现场”。

一是重返生产场景。与当地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合作，在现代观光农业、生态农事体验项目中设计“情境再现”环节。在团队劳作时邀请歌师现场即兴表演，恢复其指挥生产、鼓舞士气的原始功能，让游客和年轻村民在真实的劳作节奏中感受其文化逻辑。

二是融入生活仪式。鼓励并资助歌师在社区固有的红白喜事、节庆聚会、老人祝寿等生活仪式中自然登场，将其作为情感表达、社群联谊的载体。在村中寿宴上唱一段歌颂长者美德、祝福健康长寿的即兴锣鼓，让非遗回归生活本真。

三是激活公共空间。将村头大树下、老祠堂前、文化广场等日常公共空间设置为非正式的“传习点”。鼓励茶余饭后歌师与爱好者在此自由吹打交流，使其成为社区自然的“文化背景音”和社交枢纽，重建日常化、生活化的存在感。

（三）贯通文化链与社区发展链

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自我造血、良性循环的传承生态系统。这要求我们打破将非遗保护视为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思维定式，用社会企业的思路设计文化价值向社会经济价值可持续转化的闭环。

一是深挖治理功能，实现“文化赋能”。超越单一的政策宣传，系统挖掘薅草锣鼓唱词中的传统伦理、历史记忆、生态智慧。组织歌师与大学生志愿者合作开展“唱词中的村史”口述史项目，将成果转化为社区德育素材、村史馆展陈内容。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上探索用简短的锣鼓说唱形式发布议题、宣读共识，使其深度融入乡村自治流程。

二是打造价值闭环，促进“生态循环”。设计“非遗传承—创意转化—市场收益—反哺传承”的可持续模式。开发以知名歌师IP或经典唱段为核心的微型数字文创、深度研学课程。通过合作社统一运营，收益按明确比例分配：50%归属创作者，30%纳入社区非遗基金，20%用于合作社发展。社区非遗基金专项用于支持老歌师补贴、青少年培训、器材购置，形成内生循环的经济支撑。

三是构建区域联动，提升品牌能级。在巩固赛歌会区域交流的基础上，推动宣汉各土家族乡镇形成特色互补。龙泉乡主打“非遗+社会治理”体验，渡口乡依托景区深化“非遗+旅游”融合，其他乡镇侧重“非遗+特色农业”。通过县域内部的差异化协同，将“宣汉薅草锣鼓”从一个展演项目提升为内涵丰富、体验多元、利益共享的文化品牌和社区发展平台。

宣汉薅草锣鼓的当代境遇，是中国众多农耕非遗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本研究通过对其实践图景的梳理、深层矛盾的揭示与优化路径的探讨，力图阐明：非遗的活态传承绝非技艺的博物馆式存续或舞台上的精致展演，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再嵌入”过程。它要求我们正视传统功能场景消逝的现实，超越短期项目化的保护思维，进行坚定的“社区转向”。唯有将传承的主动权和创造权交还给社区主体，在日复一日的生产、生活与公共事务中为非遗重新找到不可或缺的位置与意义，使其从社区的“文化点缀”再次生长为社区的“文化血脉”，薅草锣鼓那穿越千年的铿锵鼓点，才能继续敲响在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肌理之中，而非仅回荡于落幕后的寂静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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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田兆元. 薅草锣鼓向何处去？——从纪录片《宜昌薅草锣鼓》看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文汇报， 2017-11-15.
   作者简介：白海（1979——）男，蒙古族，辽宁阜新人，四川文理学院，教授，播音指导，博士学位，专业：教育管理，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明霞（2004——）女，汉族，四川自贡人，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3级本科在读，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方向：有声语言传播方式。

          王琳（2004——）女，汉族，四川自贡人，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3级本科在读，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方向：有声语言传播方式。

          和一迅（2005——）男，汉族，四川南充人，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3级本科在读，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方向：有声语言传播方式。    

备注：该成果为达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项目《川东非遗传承市域下达州市宣汉县非遗资源普查与活态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25YB15，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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