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的民主实践与当代借鉴

柳欣辛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管理处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与探索新民主主义民主治理的重要实践阵地。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边区淬炼形成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清正廉洁、为民服务的优良政务作风，并将作风建设深度融入民主选举、协商议事、群众监督全过程，构建了政风护航民主、民主规范权力的良性治理格局。新时代陕西基层治理仍存在政策执行僵化、群众走访流于形式、小微权力监督薄弱、民生服务精细化不足等问题。本文立足边区作风建设的生成逻辑与民主实践形态，结合陕西基层治理实际，系统提炼边区优良作风的当代转化路径，为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治理提质增效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工作作风；民主实践；基层治理；陕西实践

陕甘宁边区十三年局部执政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将优良作风转化为民主治理效能的生动探索。面对国民党经济封锁、自然灾害频发的双重困境，边区彻底破除旧式官僚独断、脱离群众、贪腐慵懒的治理弊病，以务实作风支撑民主制度落地、以民主机制约束干部履职行为，让人民民主真正扎根基层、惠及群众。实事求是保障民主决策贴合乡土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畅通底层参政渠道，清正廉洁守住民主公平底线，为民服务锚定民主建设价值归宿。作为陕甘宁边区核心属地，陕西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治理资源，但当前基层民主运行中仍存在形式主义残留、民主参与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健全、民生供给不精准等短板。系统梳理边区作风赋能民主治理的实践经验，对标县域、镇村治理现实问题，推动红色治理智慧本土化、实操化转化，对提升陕西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优良作风的生成逻辑与民主内在关联

边区四大优良作风并非单纯的精神倡导，而是战时环境倒逼、民主制度塑造、执政初心引领形成的系统性治理成果，与边区民主运行体系高度适配、深度耦合。

恶劣的生存斗争环境倒逼实事求是作风落地生根。1940 年后，边区外部物资供给全面中断，陕北土地贫瘠、灾害多发，照搬固化政策极易加重群众负担。严峻现实要求干部摒弃教条主义，坚持调研先行、据实施策，所有生产政令、民生举措必须结合村情实际，通过村民代表会议、乡参议会民主研判后方可推行，确保民主决策贴合基层实情、契合群众刚需。

“三三制”民主政权从制度层面规范干部作风。边区参议会吸纳党员、进步分子、中间阶层各界代表，实现多阶层共同参政议政。干部履职全程接受参议员质询、群众民主评议，独断决策、特权享乐、侵占民利等行为可通过民主监督渠道及时问责，从制度根源杜绝官僚主义，倒逼干部主动贴近群众、严守廉洁底线。

人民政权属性决定民主治理的为民底色。边区一切权力源自群众选举，干部履职成效由群众评判，保障群众参政权利、化解民生难题、维护群众利益是政务工作的核心目标，这也让为民服务成为边区所有民主实践的最终价值归宿。

从内在逻辑来看，四大作风形成完整治理闭环：实事求是是民主决策的前提，确保议事决策科学可行；密切联系群众是民主参与的桥梁，破解基层群众参政壁垒；清正廉洁是民主公平的保障，维系政权公信力；为民服务是民主治理的落脚点。四项作风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边区基层民主平稳高效运行。

二、边区优良工作作风赋能民主落地的典型实践

（一）实事求是：调研前置，推行差异化民主决策

边区建立 “实地走访—群众会商—试点优化”的标准化议事机制，坚决杜绝“一刀切”治理模式。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不统一下达垦荒、缴粮指标，干部分区摸排各村资源禀赋，交由村民议事会民主制定适配方案。华池县山地居多、劳动力不足，经群众表决允许农户依托畜牧、纺织副业抵扣公粮；南泥湾荒地充裕，通过军民议事会统一规划垦荒生产、物资分配，平衡增产目标与群众负担。

减租减息政策同样依托民主协商分类推进。绥德分区租佃矛盾突出，乡民大会细化减租细则、现场调处纠纷；志丹县以自耕农为主，议事会重点审议涉农贷款、荒坡改造等民生事项。对照当下陕西基层治理，部分乡镇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照搬统一模板，缺乏前期调研和群众议事环节，导致部分项目脱离实际、闲置浪费，凸显实事求是作风践行不足、民主决策流于形式的现实问题。

（二）密切联系群众：下沉一线，拓宽群众民主参与渠道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文盲率极高，复杂参政流程会剥夺群众民主权利。边区干部坚持驻村扎根、一线办公，创新投豆、画圈等简易投票方式，极大降低群众参政门槛。1941年绥德县换届选举组建流动投票队入户宣讲，偏远村落群众全员参与，全县参选率达82%，实现全民广泛参政。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基层民主治理的经典范例。摒弃坐堂审案的官僚模式，法官深入纠纷现场，吸纳乡邻群众评议案情，兼顾法理与人情化解矛盾。封捧儿婚姻纠纷案中，办案干部走访民意、破除封建旧俗，以群众公论守护民主权利、保障婚姻自由。同时延安县硬性规定干部每月驻村不少于二十天，旱灾期间就地召开临时议事会，集体议定救灾粮发放、灌溉分配、困难帮扶等应急举措。

当前陕西基层驻村工作仍存在重痕迹、轻实效问题，部分走访流于打卡台账，弱势群体议事话语权薄弱。榆林部分乡镇借鉴边区经验，设立田间议事点、院落调解站，就地化解基层矛盾，有效畅通群众民主表达渠道，是新时代践行群众路线的优秀本土实践。

（三）清正廉洁：刚性执纪，构建全覆盖民主监督体系

边区坚持纪律从严、监督为民，1939年出台《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执纪问责不分职务高低。黄克功案依法严惩违纪干部、彰显法治权威，基层干部挪用救灾粮一经群众举报即刻免职追责，树立起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政导向。

边区构建全方位群众监督体系，各村常设意见箱，参议会定期开展干部质询评议，群众可随时检举滥用职权、侵占民利等行为。安塞干部私占群众耕牛劳作，经村民检举、参议核查后全额赔偿、公开检讨。同时边区推行精兵简政，压缩冗余行政开支，结余资金经民主审议全部投入乡村教育、救灾救济、基层医疗等民生领域，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全程为民。

对照当前基层治理，陕西部分村居在集体资产流转、惠农补贴发放、小型工程建设领域，村务监督力量薄弱、公示内容简略，群众实质性监督不足，小微权力廉政风险依然存在。依托延安、马栏红色廉政资源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能够引导基层干部自觉接受群众民主监督，筑牢廉洁从政底线。

（四）为民服务：聚焦民生刚需，以群众获得感检验民主成效

边区所有民主议事、协商决策均围绕群众生存发展刚需展开。灾荒之年，各村通过民主议事统筹政府救济、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多元举措，重点帮扶特困群体；针对高文盲率问题，参议会表决投入财政资源，广办乡村小学、扫盲夜校，普及普惠教育；针对乡村缺医少药现状，由群众代表商议确定巡回医疗路线，保障偏远群众就医需求。同时依托乡民大会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包办婚姻、陈规陋习，保障群众平等权利，让民主治理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群众。

现阶段陕西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仍有差距，偏远乡村医疗、养老、教育资源薄弱，部分民生项目重考核、轻实效，流程繁琐、体验不佳，未能完全延续边区普惠为民、务实利民的民主治理理念。

三、边区作风赋能民主实践对当代陕西基层治理的借鉴路径

（一）坚守实事求是，健全调研前置的差异化民主决策机制

借鉴边区调研先行、据实施策的优良传统，将实地走访、群众座谈列为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硬性前置程序。乡村产业规划、人居环境整治、集体土地调整等重点工作，必须吸纳多群体村民代表协商研讨，杜绝模板化、同质化治理。立足陕西地域特点，参照延安乡村振兴分类发展模式，区分红色文旅村、山地生态村、川道产业村制定差异化发展方案，未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项目不予立项，从源头杜绝形式主义与“一刀切”问题。

（二）践行群众路线，搭建常态化一线民主参与平台

全面推广田间议事、院落调解的一线工作法，优化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弱化台账打卡权重，以矛盾化解率、群众参与度、群众满意度为核心考核指标。对标马锡五群众评议机制，在乡镇设立流动调解点，吸纳乡贤、老党员、村民代表参与矛盾调处。针对老年人、留守群体、残疾人等特殊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征询、流动议事，简化参政流程，打通基层民主参与 “最后一公里”。

（三）坚持清正廉洁，织密基层小微权力民主监督网络

传承边区全民监督、从严执纪经验，细化村级财务、项目、资产公开制度，设立季度群众质询日，优化村务监督委员会人员结构，充实普通村民、妇女、返乡青年监督力量。聚焦惠农补贴、集体资产、小额工程等风险领域，开展常态化群众评议与专项监督，从严整治微腐败、优亲厚友等问题。依托省内红色廉政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边区廉洁作风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干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以清廉政风保障基层民主公平运行。

（四）厚植为民初心，推动普惠型民生民主落地见效

延续边区民生优先的协商机制，建立村级民生实事清单制度，年初通过村民大会集中征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资源重点向偏远村组、困难群体倾斜。持续优化巡回诊疗、乡村助学等便民服务，简化政务办事流程，推进镇村一站式服务提质升级。所有民生优化方案、公共服务举措必须经村民议事会审议通过，坚决摒弃形象工程、表面政绩，以群众真实获得感作为基层民主治理成效的根本评判标准。

结语

陕甘宁边区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清正廉洁、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是党早期基层民主治理探索的宝贵红色财富。优良作风是民主制度落地生根的重要保障，民主机制是优良作风常态长效的制度支撑，二者共生互补，构建起边区高效廉洁、务实为民的基层治理格局。立足新时代陕西基层治理实际，唯有持续赓续边区优良作风，补齐基层民主参与、监督制衡、民生服务短板，将红色治理经验转化为制度化、常态化工作举措，才能持续激活基层民主内生动力，不断提升县域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基层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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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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