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存量土地盘活与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治理策略研究

期刊: 中国村庄 2026年第18期 DOI: 10.67328/wslwpp0836 PDF下载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存量土地盘活与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治理策略研究

吴天航

(安徽中汇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邮箱2696533413@qq.com)

摘 要:在新型城镇化进入存量提质阶段的背景下,农村存量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用地保障的突出矛盾。既有研究多聚焦城镇低效用地,对农村场景下的类型差异、识别逻辑与治理路径缺乏系统性框架。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价值导向,结合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胥坝乡与郊区安庆矿区办事处两个典型乡镇的国土空间规划调研,构建“类型识别—机制解析—治理调控”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农村低效用地可归纳为“闲置公共建筑与宅基地型”“城镇开发边界外产业型”“批而未供与供而未用型”三类,其成因分别指向人口流失引致的连锁衰退、行政管辖壁垒导致的规划传导失灵与供地时序错配。据此提出规划统筹、精细识别、产权边界明晰、政策激励与要素保障五位一体的差异化治理策略。研究为同类地区衔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可复制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存量土地;低效用地再开发;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策略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

我国城镇化已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在43个城市部署试点,标志着低效用地治理从城市主城区向城乡全域延伸。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在政策与资金层面获得倾斜,乡村地区建设用地需求日益迫切(汪建新等,2025)。然而,传统农区普遍面临“增量需求旺盛”与“存量闲置严重”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产业融合项目落地缺乏用地保障,另一方面大量宅基地、废弃学校与村委会等公共建筑长期闲置,乡村人口持续流失,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因生源与人口减少而大面积废弃。留守人口以老年人为主,适老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进一步削弱村庄驻留能力,形成“人走地闲—设施退化—更难引人”的负向循环。

胥坝乡位于长江江心洲,生态保护红线占乡域面积50%以上,永久基本农田接近30%,生态景观价值突出但建设用地极度受限,其存量盘活的核心命题是如何为“两山”转化与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用地保障。安庆矿区办事处则属工矿型飞地,产业以井下采掘、机械加工、编织袋生产等为主,当前面临的核心矛盾是:矿区开发持续推进与生态环境治理、道路拓宽及跨区域衔接之间的张力。两个乡镇发展路径迥异,其存量土地盘活与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治理策略亦应差异化设计。

1.2 研究缺口与问题提出

既有研究多聚焦城镇低效用地,对农村存量土地的系统性识别与治理策略关注不足。城镇低效用地识别对象正从“财政经济回报潜力大的外围产业用地、城中村”向“主城区内综合效益低下的高密混合用地”拓展(陈旭阳等,2025),但农村场景下的类型差异、识别逻辑与治理路径仍缺乏针对性框架。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递进问题:乡村振兴语境下农村存量土地呈现哪些类型?其低效成因机制为何?应如何依托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构建差异化的治理策略?

1.3 研究视角、方法与研究贡献

本文以乡村振兴为价值导向,以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为技术载体。方法上,采用大语言模型对中外海量文献进行解析,提炼领域演进脉络并构建综合分析框架;实证上,结合三调变更数据、影像图斑、调研访谈等,对典型乡镇存量用地开展定性分析。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真实乡镇规划案例提炼差异化治理工具,增强成果的可复制性。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1农村存量土地与低效用地的内涵演进与类型识别

我国城镇化进入存量提质阶段后,低效用地治理对象由城市主城区向城乡全域延伸。2023年自然资源部在43个城市部署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在制度层面确认了“存量盘活”由城市向乡村与城乡过渡带拓展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农村存量土地与低效用地的识别方法与类型划分成为研究起点。

农村低效用地识别方法正经历从“单源数据—单一功能评价”向“多要素协同—精细识别”的范式转换。早期研究多依赖夜间灯光、POI等单源数据刻画空间分异(范园园等,2019;林海远等,2025),近年逐步引入混合功能与区位条件维度,陈旭阳等(2025)提出“人—地—业”协同的逐级智能识别方法,通过多轮识别逼近低效单元的空间区位与内部要素配置矛盾。然而,上述进展主要集中在城市主城区与县城尺度,针对乡村场景的类型学建构仍较薄弱。

在乡村区域,存量潜力评估逐步受到重视。张潇晗(2022)以南京市乡村地区为对象,系统评估乡村存量用地潜力并探讨再开发策略;闫锦雷等(2023)以惠州市惠城区为例构建存量土地潜力与价值评价体系;罗海凤等(2022)以湖北宜城为例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与空间格局协同模拟。调查方法上,李现超等(2025)探索精细化整治背景下多源数据集成在农村宅基地利用调查中的应用,为乡村存量底数摸排提供了技术路径。综合现有文献研究,农村低效用地的识别正由“城市主城区单功能评价”走向“城乡全域、人地业协同的精细识别”,但针对乡村场景的类型学仍较薄弱。

2.2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模式、规划路径与政策演进

再开发模式与规划路径是存量治理研究的主体。在模式分类上,曲衍波等(2025)基于DDO框架与原型分析方法,探讨城镇低效用地的再开发模式及其选择逻辑,为差异化模式匹配提供理论工具;李秋芸(2026)从城市更新视角研究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的路径优化;冯亮等(2025)探讨了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与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的规划实施策略。在规划路径上,杨惠贤(2026)直接研究低效用地再开发规划路径,朱旭佳等(2025)聚焦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浙江省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要点,体现了专项规划由“城市总规附庸”转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内独立层级”的趋势。

政策演进维度,邓毛颖(2025)以广州实践梳理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政策演进与转型思考,揭示治理逻辑从“拆除重建”向“功能提升、有机更新”转变;吴九兴等(2024)对我国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地方实践进行模式比较与政策优化研究,是少有的跨区域综合比较。供应端创新方面,周佳音等(2025)提出存量时代“储—调—供”土地供应新模式,强调以供应定储备、储备支撑供应的联动机制,为存量盘活提供了要素保障抓手。

然而,上述模式与路径研究主要立足城市语境,对乡村地区产业能级低、产权结构复杂、市场动力不足等特殊约束考虑不足,直接套用城市经验往往导致“水土不服”。

2.3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乡村存量盘活与产业用地保障

乡村振兴的用地保障矛盾是本文核心关切。一方面,产业融合项目政策倾斜使乡村建设用地需求攀升;另一方面,宅基地荒废、公共建筑闲置等存量问题突出。既有研究从两个方向回应这一矛盾。其一,村庄规划层面的产业用地保障。陈富昱等(2025)、顾伟凡等(2026)分别以国家和天津案例探讨村庄规划中预留与保障产业用地的实践,强调衔接一二三产融合。其二,存量盘活支撑乡村产业落地。杨涛等(2022)以重庆长寿区东篱田园项目验证盘活存量土地对乡村振兴项目落地的保障作用;王东城等(2025)以河南南乐县西邵乡为例,总结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的节约集约实践;汪建新等(2025)以江苏新沂双山村为例,从权属、使用年限与长效治理视角提出“规划—建设—实施—管护治理”全流程路径。

技术赋能方面,刘丽红等(2026)就人工智能与乡村产业振兴作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为存量盘活与产业升级的结合提供新视角。值得关注的是,存量盘活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联结开始被揭示。刘旭雯等(2026)以广西北流市H村、NS村、F村为例,分析盘活低效闲置用地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机理,将“地”的盘活与“集体资产—农户权益”的治理机制相勾连,拓展了乡村存量治理的价值维度。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项目或村庄的个案经验,缺乏将”产业需求—存量供给—治理工具”系统匹配的框架性思考。

2.4存量盘活的治理策略:产权、政策激励与要素保障

治理策略研究呈现“地方实践—政策工具—治理闭环”三条线索。地方实践层面,鹤壁(王清杰等,2023)、南阳(皇甫光宇等,2026)、贺州(张昊伟等,2022)等地分别总结本地盘活经验;杨乔戈等(2025)从集约视角探讨昆明城郊批而未供土地盘活路径,补足了“批而未供”这一特定低效类型的治理研究。

政策激励工具上,南京市2025年试点方案区分旧居住、旧厂矿、旧商服等低效用地类别并配套规划统筹、收储支撑、土地供应管理、政策激励、基础保障等任务,对改变功能给予过渡期、对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房让利土地价款、通过出让收益共享调动基层积极性,为乡村与城乡过渡带存量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工具组合。治理工具上,廖文秀等(2026)以湖北模式说明城市体检对精细化治理的助推作用,提示可将体检评估嵌入存量治理闭环。

综合来看,既有治理策略研究多为“一地一策”的案例罗列,对不同类型低效用地的差异化治理工具匹配与规划—产权—政策—要素的协同机制仍缺乏系统性框架。

2.5研究述评与本文切入点

既有研究已形成三方面基础:一是在城市与县域尺度刻画了低效用地空间格局并发展了精细识别方法;二是积累了丰富的再开发模式、规划路径与地方实践;三是开始关注乡村振兴下的产业用地保障与集体经济联结。但存在三点不足:1)乡村场景的类型学薄弱。识别研究多聚焦城市主城区与县城,对农村存量土地(闲置宅基地、废弃公建、边界外产业用地、批而未供)的系统类型划分不足。2)治理策略碎片化。既有成果偏重单案例经验总结,缺乏“类型—成因—治理工具”的对应框架,难以指导差异化施策。3)规划与要素保障衔接弱。再开发规划、土地储备供应、集体经济发展多被割裂讨论,未形成“储—供—用”全周期治理闭环。基于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价值导向,构建“类型识别—机制解析—治理调控”的综合分析框架,将农村存量土地归纳为闲置公共建筑与宅基地型、城镇开发边界外产业型、批而未供与供而未用型三类,并以安徽省铜陵市胥坝乡(闲置公共建筑与宅基地型)与安庆矿区办事处(城镇开发边界外产业型)两个典型乡镇开展实证,提出规划统筹、精细识别、产权边界治理、政策激励与要素保障五位一体的差异化治理策略,试图弥补上述研究缺口。

三、典型乡镇案例实证

3.1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为验证前述类型学与治理框架在以铜陵市为代表的沿江传统农区与资源型工矿乡镇的适用性,本文选取该市两个差异化典型单元开展实证:一是义安区胥坝乡,属长江江心洲传统农业乡,呈现典型的人口流出与存量闲置特征;二是郊区安庆矿区办事处,为工矿型飞地,产业用地需求旺盛但面临结构性困境。研究数据来源于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收集的资料,包含现场调研踏勘及镇村对接访谈记录、第三次国土调查及其年度变更数据、遥感影像、规划工作底图等,经定性归纳后形成以下案例结论。

3.2案例一:胥坝乡——人口流失型闲置与设施退化

区位与基本特征。胥坝乡地处长江江心洲,以传统农业与生态保育为主导功能,乡村人口长期呈净流出态势。规划现状分析表明,乡域内建设用地盘活压力主要来自存量闲置,而非增量不足。

问题表征。笔者调研发现,该乡闲置用地集中表现为三类:其一为废弃公共服务建筑,包括因生源流失而停办的村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从16个行政村并为10个行政村后闲置的村委会、卫生院等旧址;其二为空置农村宅基地,青壮年与学龄人口随子女进城上学、外出务工而举家迁离,留下大量“空心房”;其三为低效集体经营性用地,缺乏产业导入难以产生持续收益。其背后的深层机制可概括为“人口—设施—土地”连锁衰退:深层机制可概括为”人口—设施—土地”连锁衰退:学生进城上学带动家庭整体迁移→乡村学校关闭削弱村庄公共活力→宅基地随之荒废→人口稀疏使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因需求不足而难以更新→进一步降低村庄吸引力,形成负向循环。这与汪建新等(2025)在新沂双山村研究中“流转盘活闲置遗弃宅基地、更新老学校老厂房”的诉求高度契合。

规划应对与治理启示。基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可沿三条路径破题:一是通过居民点体系布局优化,引导闲置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与流转盘活;二是更新存量老学校、老厂房用地,配套农产品交易中心、物流中心等,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供用地保障,把“闲置存量”转化为“产业增量”;三是建立长效管护边界——参照地籍确权思路,明确宅基地边界1.5米范围内为村民管护责任区、范围外为村集体公共空间,清晰界定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建设管护内容与责任主体,避免出现“盘活后无人管”的治理真空。同时衔接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将闲置地块与村庄人居环境提升统筹考虑,使存量盘活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保障。

3.3案例二:安庆矿区办事处——城镇开发边界外产业用地的结构性困境

区位与基本特征。安庆矿区办事处为铜陵市郊区下辖的资源型产业承载片区,属行政“飞地”。产业以井下采掘、机械加工、电子雕刻制版、编织袋生产等为主,产业用地需求旺盛。但其用地困境并非源于“地不够”,而是“地不对、配不齐”。

问题表征。规划分析显示,该片区产业用地需求量大,且以非一二三产融合的单一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能级与融合度偏低。受城镇开发边界管控约束,新增产业用地多被安排在边界外,本就面临配套成本高的问题;更关键的制约来自行政管辖壁垒——因安庆矿区办事处属于“飞地”,缺乏独立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统筹事权的同时,难以对区域外产业片区的水、路、市政进行系统性完善,导致产业用地“落得下、配不齐”,要素保障效率受限。特别是道路难以与周边市县衔接,运输瓶颈突出。产业类型偏向重型工业,运输量大与道路等级低矛盾叠加,且产业与居住用地混合布局,影响居住环境与安全。

规划应对与治理启示。针对结构性困境,应跳出“就地块论地块”的思路:一是强化上级政府对边界外产业片区的基础设施统筹,突破行政管辖导致的配套断层,把交通、市政短板补齐;二是依托建设用地进出平衡分析与产业布局优化,引导单一资源型产业向一二三产融合升级,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效益;三是借鉴南京试点经验,对存量房产改变功能用于产业配套、养老托育、文旅等给予过渡期政策,并通过资产组合供应、竞争性准入激发存量活力,在守住开发边界的同时保障产业用地“落得下、配得齐、用得好”。

3.4两案例比较与类型印证

两案例的核心差异印证了“类型—成因—治理”框架的解释力,归纳如下表:

比较维度胥坝乡安庆矿区办事处
低效主导类型闲置公共建筑与宅基地型城镇开发边界外产业型
核心成因机制人口流失→设施退化连锁衰退行政管辖壁垒→规划传导失灵
规划技术工具居民点体系布局、生态修复与整治建设用地进出平衡、产业布局优化
治理关键抓手流转盘活+老旧更新+边界管护基础设施统筹+政策激励+融合升级
适用政策工具闲置宅基地盘活、全域整治过渡期政策、资产组合供应

两案例共同说明:农村存量土地盘活不能套用城市“大拆大建”逻辑,而需依类型差异化施策——人口流失型重在“盘活存量+厘清管护”,边界外产业型重在“打破壁垒+补齐配套”。这也呼应了“人地”协同识别(陈旭阳等,2025)对混合功能与区位条件的强调:唯有精细区分低效成因,才能精准匹配治理工具,避免治理手段与问题机理错配。

四、治理策略体系

4.1规划统筹引领

以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为总揽,衔接村庄规划与区域土地综合整治,将存量盘活目标纳入规划指标体系。乡村振兴要素保障逻辑,使存量盘活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谋划。

4.2类型识别精细化

推广“人—地—业”协同逐级识别方法,从单一功能评价升级为混合功能、区位条件耦合的精细识别,定位最小低效单元及其深层矛盾。针对不同类型匹配差异化的识别指标:人口流失型侧重空置率、公共服务可达性衰减;边界外产业型侧重配套缺口、行政事权错配;批而未供型侧重供地时序、项目落地不确定性。

4.3产权与边界治理

明确公共空间与村民管护私人空间的边界责任,建立“规划—建设—实施—管护”长效治理机制。在确权底图基础上,探索宅基地房前屋后微边界治理:以权属边界外1.5米作为村民日常管护责任带,之外纳入村集体公共空间管护,形成“私域—半公共管护带—公域”三层责任结构,避免盘活后失管。

4.4政策激励工具

借鉴南京试点:对改变功能用于养老托育、文旅等给予5年过渡期;闲置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变更性质、不补缴价款;协议出让项目出让金按比例分配辖区政府,激发基层盘活动力。同时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存量盘活的联动机制,使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盘活受益主体。

4.5要素保障闭环

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为契机,将存量收储与重点产业、民生项目供地挂钩,优先盘活低效闲置,严控增量扩张。建立“以需定储、以储保供”的闭环机制,使土地储备计划与产业落地需求、村庄建设时序精准对接,避免“储而不供”或“供非所需”。

五、结论与展望

5.1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存量土地在乡村振兴语境下呈现三类主导类型——闲置公共建筑与宅基地型、城镇开发边界外产业型、批而未供与供而未用型,其低效成因分别对应人口流失引致的连锁衰退、行政管辖壁垒导致的规划传导失灵,以及供地时序错配,不能一概而论。第二,农村存量盘活不能沿用城市“大拆大建”逻辑,而需依类型差异化施策:人口流失型重在流转盘活与边界管护,边界外产业型重在打破行政壁垒与基础设施统筹。第三,大语言模型赋能的文献解析与“人地业”协同精细识别,为农村低效用地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撑,有助于从混合功能与区位条件维度定位最小低效单元及其深层矛盾,为差异化治理工具匹配奠定基础。

5.2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理论上,本文将低效用地识别从城市主城区拓展至农村与城乡过渡带,丰富了存量治理的类型学图谱,并提出“类型—成因—治理工具”的匹配框架,弥补了既有研究碎片化、城市中心主义的不足。实践上,所提出的五位一体策略可为同类地区衔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可直接借鉴的操作路径。两个案例分别验证了人口流失型与边界外产业型低效用地的差异化治理逻辑,证明同一政策工具在不同类型情境下的适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

5.3局限与展望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案例以定性分析为主,后续可进一步获取两乡镇的用地矢量数据与经济社会统计,结合AI与多源时空数据,构建农村存量土地动态监测与智能推演平台,开展定量化、长周期的治理效应评估,支撑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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