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多元文化于一体的八思巴字

包乌云山丹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八思巴字是元朝时期为满足多民族交往与交流需求而创制的一种文字，打造可以拼写一切文字的万能文字便是八思巴字的创制初衷。八思巴字融合了蒙、藏、汉等多种文化元素，虽然它更多承担了一种类似拼音符号的工具作用，但从它创制初衷、组成构架、书写规则和拼写法等方便无不体现了其在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八思巴字与元代社会多元文化互动的关系，可以窥知，八思巴字不仅是语言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融合的象征。通过多语种碑刻和文献的分析，可揭示元代多民族语言环境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研究元代历史、语言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资料。

关键词：元代；八思巴字；多元文化交流；文化融合

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人工智能赋能：大青山脚下寺庙文化与足迹交流的创新研究”（编号：KYCXS2025024）。

作者简介：包乌云山丹（2001—），女，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八思巴字的创制与推行，是元朝统治者为更好地管理多民族国家、促进各民族间沟通交流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更是多元文化融合碰撞的生动体现。通过对八思巴字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我们能够深入探寻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了解当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模式，以及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上这一独特而重要的时期。

一、八思巴字的创制背景与特点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这一时期，元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将众多民族纳入其统治之下，其中包括吐蕃地区。八思巴字的创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不仅反映了元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举行会晤，达成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阔端授权萨迦班智达代理西藏事务，萨迦派取得全藏领导权。萨迦班智达发布《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归顺^[1]。“凉州会谈”开启了蒙藏关系，为西藏纳入元朝版图奠定了基础。萨迦班智达圆寂后，八思巴（全名为八思巴·罗追坚赞）继承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的遗志，凭借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的地位，以藏民族代表的身份与忽必烈相识并展开合作，开启了双方密切互动的历史篇章。元宪宗九年（1259年），八思巴随忽必烈家眷抵达中都（后称大都，今北京）。次年，他被封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事务^[2]。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委托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新字的颁行，旨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巩固蒙古帝国的统一。据《元典章》记载“至元二十年二月，江西行省准中書咨：翰林院呈設立蒙古學校事。會檢（1）到至元六年正月内奏准聖旨條畫內節該：“隨路所設教授學，有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欽此。在元朝采取的积极语文政策的推动下，八思巴字最初在北方颁行，并随着南宋的平定，这一文字也被推广到了江南地区，普及程度相当高。

八思巴字是一种由字母组合形成的方形文字，原字母表由41个字母组成^[3]6。它仿照汉字体制，将藏文字母进行方块化处理，使其更符合中原地区的书写习惯。在字符组合方面，遵从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上下叠加的方式，行款则从左向右竖写。八思巴文的拼写规则较为复杂，按照音节划分，自左而右、自上而下拼写。例如，在拼写蒙古语时，它能够准确地表达蒙古语的多音节特点；八思巴文的字母表，是在藏文字母基础上组成的^[3]7。这些字母在形状和发音上与藏文字母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进行了一些改进和调整，以适应拼写多种语言的需要。现留存的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文献资料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朝鲜语、回鹘语等多种语言资料^[4]。

本文主要引用和参考了由照那斯图先生编著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 研究文集》和《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这两册书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八思巴字及其在蒙古语文献中的应用。在第一册研究文集中，收录了作者过去陆续发表的专题研究成果，包括八思巴字的性质、特点、结构体系，八思巴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对八思巴字新资料的研究和专门问题的论证。重点研究了八思巴字的创制背景、字母表、拼写法、与蒙古语及其他语言的关系等。提供了八思巴字的详细解读，包括字母表的构成、书写规则、音系特点等，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二、八思巴字与元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互动

元代八思巴字的创制本意是“译写一切文字”，但在实际应用中，部分词汇如行政机构名称、官职名、地名、寺庙名称、等直接使用汉语词汇。汉语和蒙古语在词汇构成和语义表达上存在巨大差异。

行政机构名称和官职名等专有名词在行政体系中有明确的定义和职能。如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年）圣旨（4）:第5行-da ħiiŋ džuŋ š₁ėu š₁hiŋ-un hiiŋ ʼėu š₁hi taj-in sṵėn（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宣）、第6行·ue shi-yin lem hṷaŋ shi-yin noyad-da čʻeri·ud-un noyad-da čʻerig haran -a balaGad-un daruGas-（慰司、廉访司官员们）；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年）圣旨（3 ）：第15行dėŋri-yi ǰalbariǰu hiru·er ʼögun ʼatʻuGyi ge·en ħṷuŋ ʼṷėn lu-dur bukʻun taj tšuŋ jaŋ wan š₁iw gėuŋ-dur （祷告上天保佑；向在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官的）；完者笃皇帝牛年(1306)圣旨：第8行ǰarliG-un yosu·ar ʼali ba ʼali ba Gubčʻiri ʼülu ʼüǰem dėŋri-yi ǰarlbaraǰu hiru·er ʼögun ʼatʼuGayi ge·en taj du lu-da Gariyatʻu gėi džiw（祷告上天保佑；向在大都路所属蓟州）、第9行piŋ jėu huėn š₁ue piz<ŋ> š₁an-dur bukʻun hėiŋ lėuŋ zhi tsiŋ ŋem du law hṷa ŋem zhi süem-dur ʼaGun tʻaj džaŋ law hėiŋ giaw Goyar-a bariǰu yabu·ayi（平谷县瑞屏山的兴隆寺、净严都老法严寺等寺院的太章老兴觉二人版发了）；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年圣旨（1）：第15行ʼögun ʼatʻuGayi kʻe·en čʻaGa·an balaGasun-a Gariyatʻan ʼṷėn š₁hi huėn-e bukʻun kʻaj hua zhi süme-（向在察罕八拉哈孙所属元氏县开化寺）；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年）圣旨（3）：第19行dem kʻebid gėj den kʻu Gala·un usun hua oŋGočʻas tʻerged ya ·ud kʻed-i ʼanu basa mue bue gam law(kʻ)i-（铺席、解典库、浴堂、船筏、车辆，以及渼波、甘涝等）。

上述圣旨里出现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宣慰司”、“廉访司”、“奉元路”、“大都路”、“蓟州”、“平谷县”、“元氏县”等词汇在蒙古语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直接使用汉语词汇可以确保行政命令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若进行翻译，可能会导致行政体系中的混乱，影响行政效率和管理秩序，这也是元代译写的一大特色，用八思巴字记录更好地保留了当时汉语读音。还有“渼波、甘涝”、“瑞屏山”、等地名，若强行翻译为蒙古语，不仅会丢失其独特的地理与文化寓意，还会使理解变得复杂困难。而直接使用汉语词汇，则能精准传达其指代的特定地点。

三、结语

八思巴字的创制与推行，是元代开放语文政策的生动体现，在元朝辽阔的疆域内，八思巴字作为官方文字，承载着沟通与融合的使命，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它见证了元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互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开放与包容。八思巴字的历史，不仅是语言文字发展的篇章，更是元代多元文化融合的缩影，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与文化遗产。未来，随着更多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八思巴字研究将不断深化，为我们揭示更多元代社会的奥秘。

参考文献：

[1] 景虹雅.试论蒙藏关系的开端——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4）：24-27.

[2] 王启龙.八思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J].西北民族论丛，2013（00）：114-143.

[3] 宋洪民.八思巴资料与蒙古字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彻·萨如拉，斯·劳格劳.国内八思巴字研究文献综述——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计量可视化分析[J].中国文字研究，2023（01）：20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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